宣傳思想
學習資料
理論園地
會史研究
 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宣傳思想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基礎與歷史生成

瀏覽:44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19/07/04 【字號

  內容提要:中國自晚清走上現代國家建構的道路以來,仿行了不同版本的西方政黨制度,兩黨制、多黨制及一黨制都嘗試過了,但又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能夠在中國成功地確立下來,在根本上既要歸功于各革命階級和階層在救亡和復興道路上的政治大聯合,也要歸功于各個先進政黨和社會賢達在反獨裁和民主建國過程中的政治真協商。各革命階級和階層在政治上的大聯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基礎;各個先進政黨和社會賢達在反獨裁和民主建國過程中的政治真協商,提供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歷史生成過程。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政治基礎/歷史生成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傳統的國家治理思想及其現代化研究”(項目號:15BZZ013)的成果。
 
  作者簡介:張師偉(1973- ),歷史學博士,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法系與法治文明研究院學術委員,主要研究政治學理論、中國政治。陜西 西安 710122
 
  自戊戌維新以來,中國在一連串的打擊及周圍國家發展的啟發下,開啟了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行程。立足中國現實,借鑒西方經驗,實現西式政治,成了晚清最后十年各主要進步政治勢力的共同主張,其不同只在于心儀的西方政治款式不一樣。有人心儀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和責任內閣,主張“君主不負責任,一切政治上、行政上之責任在政府”,“政府必須對國會負責,接受國會的監督”,①《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的方案也屬于英式的君主立憲制,“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②有人則心儀美國總統制的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采納了美國總統制,它對臨時大總統、行政各部及國會的規定幾乎完全照抄了美國總統制。③有人卻心儀日本式的二元制君主政治,比如《欽定憲法大綱》正文僅以皇帝之全權統治權為內容,僅以附件列舉臣民權利。④因為不同的西方政治款式,既表現為國家建構路徑及建構方式的不同,也表現為國家政治運行機制方面諸多明顯差異,所以清末民初先進中國人心儀的西方政黨類型及相應政黨制度也判然有別。雖然立憲派和革命派在政黨概念及政黨制度方面的見解不同,但在實踐中卻得到了一個共同的結果,這就是失敗。“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⑤西方政黨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缺乏應有的政治基礎,因為統治集團的半封建性不能容納真正的代議制多黨競爭,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抑或是張作霖,他們所進行的統治都是軍閥的政治專制;西方政黨制度不能滿足中國民族解放和民眾追求自由、幸福的政治需要,因為缺乏與社會各革命階級、階層的廣泛深厚的政治聯系,所以西方政黨制度在民國時期并不曾真正扎根于中國之政治土壤。民國初年的政黨僅僅是“習慣的稱呼,而非嚴格定義下的政黨”,所謂政黨不過“虛有其名”,“并不具備現代性的政黨條件”。⑥北洋時代移植來的西方政黨制度,固然在實踐中一塌糊涂。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民黨一黨制,也因為其固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特質,對內不僅不能實行廣泛的政治民主,而且還以維系領袖的政治集權來對抗和消解政治民主,對外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無法解決國家政治統一及有效治理的問題。知識界有一些人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還著文呼吁加強國民黨政府的集權效能,要求以獨裁來加強政治的權威及行政的效能。⑦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及由此決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使命,在根本上決定了適合中國的政黨及政黨制度,只能立足于近代中國的主要政治矛盾,并只能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中淬火而生。近代中國的主要政治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爭,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廣泛深厚的政治基礎,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爭則提供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政黨制度形成的淬火過程。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中,因為半封建勢力和半殖民地勢力在政治上的聯盟使其在力量上過于強大,從而造成了一種各種反帝反封建政治勢力必須進行聯合甚至是必須組成聯盟,才有可能獲得反帝反封建斗爭勝利的環境,即使是革命性最堅決的政治力量也不能僅僅依靠自己的斗爭就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體。⑧中國各革命的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在日趨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不僅逐步地自覺組織和團結起來,而且階級聯盟、政黨之間的協商與合作也逐漸地發展起來,還在實現共同政治目標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制度性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并在協商建國的過程中完成了政黨制度的歷史建構,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新型政黨制度。
 
  一、政治基礎: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及其社會主要矛盾
 
  中國自1840年以來就逐步被迫進入了一個“過渡之時代”,⑨并由此時代的過渡性而在根本上決定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的舊制度雖然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但在中國卻仍然具有強悍的生命力,并在進入近代以后仍然竭盡全力地保全著自己;另一方面是因為近代中國的新東西大多都是伴隨著殖民主義勢力而來的,既具有殖民地的屈辱性質,又代表著歷史發展的進步方向。因為中國的傳統封建勢力既不夠開明,又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是長期保持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強勢影響,以至于完全嶄新的東西首先是與腐朽陳舊的東西結合,使近代中國的國家機構成為一種殖民地屬性與封建屬性相結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統治機器。但傳統的封建國家已經不能完整地守護自己的管轄權限,從而導致西方列強以不平等條約的形式強制性地輸入了許多殖民地性質的新事物,不僅西方現代社會的內容及形式被西方列強以租界的形式強行安裝在封建國家的領土上,從而在封建國家里擴大了西方殖民勢力的政治影響力,而且西方列強還強制性地影響著封建國家機器的殖民地化改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總稅務司等即是西方列強強制影響和改造中國封建國家機器的標志性存在。如果說總理衙門“是清政府半被迫、半主動地設置的一個半殖民地性質機構”,⑩那么總稅務司“就是外國侵略者”“控制清政府”“攫取侵略權益”“干涉中國內政的工具”了。(11)即使在晚清后期,統治者集團在形勢逼迫下更多地在軍事、政治及法律等方面采取了仿行措施,采用了許多在外觀上先進的政治制度與政府機構,但是其統治的理念等卻依然停留在封建國家狀態,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等只有在有利于維系封建統治集團特權及長久統治的前提下,即只有有利于維系亙古不變的“三綱五常”時才能在可變之“治法”的層面被晚清的國家機器所采納吸收。(12)
 
  西方的政黨制度不能施行于中國的當時,首先就是因為民主的西方政黨制度與中國的統治機器在根本性質上完全不相容,近代中國統治機構幾乎不容忍任何民主的東西。西方政黨的概念與中國傳統之朋黨根本不同。在近代中國的很長時間里,黨在政治上都是貶義詞。在統治者看來,“黨”或者與“亂”字組成“亂黨”,或者與“康”組成“康黨”,或者與“革命”一詞組成“革命黨”,凡是黨皆非政治上的善類;即便在革命者看來,“黨”也不是一個褒義詞,革命組織的名稱大多冠之以“會”,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但西方現代政治的樣板卻教育和啟發了近代中國的先行者,伴隨著晚清開始的新政及包含在其中的仿行憲政和預備立憲等活動,政黨政治成了清末政治輿論的一個焦點話題,不論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將政黨政治作為理想的中國政治的必需物。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不論立憲派如何努力地造成自己的政黨組織雛形,也不論他們如何向清統治者推銷君主立憲中政黨政治的好處,清統治者都只相信傳統的封建行政組織,而完全不相信現代之政黨內閣,因此清統治者即使是在被迫接受責任內閣的時候,也只是組成了“皇族內閣”,(13)而不是依托資政院的多數,組成政黨責任內閣。清統治者作為一種封建性的政治統治集團,一方面過于維護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又過于排斥自己不熟悉的政黨政治。政黨組織及政黨制度不能施行于清末及民國,主要原因就在于執政的統治者因維系自身特權而拒斥政黨政治,立憲派逐漸看清了統治者以“假立憲”來推行“真專制”的把戲,(14)也就與清末新政劃清了界限,而步入了浩浩蕩蕩的革命洪流中,成為辛亥革命迅速成功推翻清朝專制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辛亥革命,皆以咨議局為發端”。(15)即使到了民國后二十年時期,作為統治者的中國國民黨也熱衷于搞一黨專政和領袖集權,一步步地將“國家權力進一步集中于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身上”,實現了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總裁,“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個人獨裁和其他抗日黨派無權的國民黨的一黨專政。(16)民國時期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雖然在政治上認可了政黨及政黨政治,但北洋政府時期的政黨卻始終只能是軍閥專制的工具,不論怎樣的政黨制度都不能真正在當時的中國實現良性的政黨政治,而國民政府時期就連徒有其表的西方政黨制度也懶得維系,直接搞國民黨總裁的個人專制。(17)
 
  中國的政黨制度顯然不能從統治集團的自我更新中尋找政治基礎,因為統治者封建性的特點決定了政黨只能是他們或完全排斥或操控玩弄的政治工具。中國政黨制度的政治基礎只能從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中去尋找。這一方面是因為只有徹底打倒了中國從傳統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統治者,才有可能在中國實現現代政治,并在現代政治中確立起政黨在其中的積極健康角色,否則只要統治機器中殘存有封建性的因素,他們就會在政治實踐中,或者堅決地污化民主及作為現代民主必需物的政黨,中國國民黨濃厚的封建性即源于它在反封建性上的不徹底性。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需要在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中認識政黨的作用,理清政黨的角色,建構政黨間關系;偉大斗爭既是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啟蒙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過程中實現政治上大聯合的可靠路徑。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的壓迫、剝削和奴役,客觀上加深了中國各個階級及階層人民的苦難,加快了人民不同部分的政治覺醒,不僅先后形成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反洋教運動、義和團運動等以農民和城市下層民眾為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也形成了以傳統士大夫為主的洋務中興、改良變法等運動,還形成了以新知識分子為主的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各個革命階級及階層的狂飆式運動都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但在實踐中又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中國卻在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失敗中越發地陷沒在了殖民地化不斷加深的政治泥淖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務越發地緊急,甚至是緊迫了。
 
  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雖然各有側重,但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反帝反封建的理論武器問題。農民階級等依托封建的東西進行反帝,其目標雖然具有道義上的正義性,但卻不具有歷史意義上的進步性。“民族危機成為一種凝聚力,它引導了沒有人引導的散漫小生產者,使舊的社會力量中深沉蘊藏著的民族斗爭精神噴薄而出”。(18)改良派、立憲派及革命派雖然向往西方的政治形態,從西方拿來了自由主義及民主共和國的方案,其目標雖然具有歷史意義上的進步性和先進性,但是卻因帝國主義殖民勢力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的現實,而致使立憲派和革命派從西方拿來的代議制下的政黨及政黨制度,不僅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無所措手足,而且也軟弱無力,竟不能改變封建勢力完全掌控政權的政治格局。“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19)中國傳統的制度形態過于落后,先進的中國人不屑于回顧和反思之,而且也確實于反帝反封建無甚裨益之處;西方傳來的制度又浮游無根,縱然先進的中國人想采納之,但是其結果卻每每“橘逾淮為枳”,總統共和制、議會共和國、兩院制國會及多黨制、責任內閣制等,無一不歸結為失敗,依靠學習和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以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圖存的路越發地走不下去了。在這個情況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大地刺激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使他們注意到了俄國所走道路對中國的啟發性,稍后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戳破了西方政治長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造成的幻境。“走俄國人的路”,(20)由此開啟了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偉大斗爭的政治基礎上建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新征程。
 
  二、革命同盟: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合作與協商
 
  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斗爭對象在新文化運動開始后,逐步地穩定為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并日益增強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自覺性。在此之前,樸素的農民運動,如各地的反洋教斗爭和義和團運動,集中精力于反對帝國主義,而反封建的內容則明顯不足。“義和團運動無疑比洋務派、改良派表現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氣,但破產小農和手工業者復歸自然經濟的強烈愿望又使他們的眼界無法越出中世紀。”(21)新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等的請求立憲與共和革命等,則側重于反對本國封建勢力,反帝欠力度,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承認清朝和帝國主義簽署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帝國主義國家及個人在中國的一切權益和既得利益,繼續償還一切外債和賠款,這實際上是承認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22)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進行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文化奴役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強加給北洋政府的不平等條約屢屢陷中國于瀕臨亡國的政治絕境,國內屢屢發生以抵制賣國條約為目的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是巴黎和會上對中國山東問題的處置方案徹底戳破了人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從而將英、美、法、意等看作是日本滅亡中國的同謀,“五四”愛國運動表達了中國社會中先進分子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憤慨和抗爭。與此同時,俄國發生的十月革命卻給先進的中國人指示了另外一條反帝反封建的道路,這就是依靠工農勞工的社會主義道路。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在新文化運動中進入中國,并得到了廣泛的流行,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普遍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從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依靠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方案來救亡圖存的心理依賴,西方列強逐步由仿效的對象變成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政治敵人,李大釗提出了“改造強盜世界”“實行民族自覺”。(23)不僅社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政治語言逐步流行起來,而且先進中國人也在政治上自覺地接受了蘇俄的政治影響,自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務。中國共產黨的最低奮斗綱領中規定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反帝目標,(24)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也在民族主義的解釋中包含了“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及“免除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反帝主張,(25)兩者都在這個階段自覺地提出了反帝的政治主張。
 
  中國的民主主義者接受了蘇俄的政治影響,或者是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并由此而開始站在科學社會主義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來分析和看待中國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或者是擺脫了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幻想,開始將蘇聯作為中國革命的朋友。兩者不僅在政治上共同以帝國主義列強和本國封建勢力為革命的敵人,而且還通過共產國際實現了政治上的聯合。于是,國共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狂飆,封建的北洋軍閥集團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這個斗爭中受到了沉重打擊。但帝國主義及中國的封建勢力不僅具有強大的政治及經濟方面的影響力,而且也具有強悍的軍事鎮壓能力。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軍閥集團的勾結,造成了一種強大的政治軍事優勢,以至于革命性最堅決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意識到了僅憑無產階級的力量不足以取得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勝利。(26)當北洋軍閥集團已經腐朽到不堪一擊的時候,帝國主義列強又開始在革命的陣營中尋找它們的政治代理人,這直接導致了從廣東開始的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半途而廢。在大革命中迅速崛起的軍事集團領袖蔣介石叛變了大革命,積極地向帝國主義列強妥協,血腥地屠殺了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集團再次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體系,封建軍閥集團不遺余力地維護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帝國主義列強則盡力幫助封建軍閥集團剿滅革命武裝。國內外的反動腐朽勢力形成了一個反動的合作體系,而國內的革命勢力則不僅還處在分散狀態,并且還因各自的理論、路線及政策的不同而處在割裂狀態。
 
  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就轉向了獨立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路徑,并在嚴酷的斗爭中逐步地走向了與其他革命勢力的合作,既有合作反蔣,也有合作抗日。一方面,因為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的社會,不僅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還沒有完全腐朽化,還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無產階級不能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反帝反封建斗爭勝利的情況下,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過程中的合作,就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7)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客觀上存在的革命性,也在支撐著他們進行各自的反帝反封建斗爭,雖然他們的斗爭在形式上還沒有表現出充分的革命性,比如只集中在軍事和政治上反對蔣介石集團的集權統治,而沒有開展必要的工農動員等,甚至不少革命的組織還只能在政治上反對蔣介石集團的統治,但只要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政治、軍事、文化上有了組織性的表現,他們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革命性就相當有價值。當然,作為反帝反封建斗爭合作對象的勢力只能是革命的勢力,而不能是反革命的勢力。雖然反革命勢力的內訌互斗在客觀上產生了有利于革命發展的結果,但處在內訌互斗中的任何反革命勢力都不能作為合作的對象,而只能是革命勢力利用的對象。作為中國反帝反封建斗爭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工農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中,逐步地認識到了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的必要性,特別是其中有一定武裝力量的革命勢力,更是首先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關注。“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28)與他們進行合作反蔣,那些缺少軍事力量支撐,并只能進行政治反蔣的革命性組織,在蘇維埃時期,就還基本沒有進入中國共產黨政治合作的視線。當然,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時期的政治模式主要是工農聯盟基礎上的工農兵蘇維埃,同其他革命政黨及組織進行的政治合作還幾乎沒有。即使從反動陣營中分化出來的革命勢力,以“反蔣”為政治目的,試圖與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合作,也會因“左傾”的關門主義而作罷。
 
  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武裝侵略,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的主要矛盾發生根本轉變,“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29)中國共產黨斗爭的政治口號也由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蔣”,逐步轉變為“反蔣抗日”,并在此轉變為“逼蔣抗日”,最后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轉變為“擁蔣抗日”,(30)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主要矛盾日漸轉變為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矛盾過程中的政策調整,更有具體的行動方略,從做東北軍的工作開始謀求抗日方面的合作,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了抗日大背景下的國共合作。在國民黨方面,伴隨著東北大片國土的淪喪和華北危機的加深,國民黨新軍閥集團以妥協獻媚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做法在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難以為繼,國民黨逐漸地從中分化了要求團結抗日的政治力量。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標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31)國民黨新軍閥集團的最高當局也開始著手進行武裝抗日的政治準備工作,一方面開始檢討十年內戰時期的一個政黨政策,積極聯絡各方面的社會賢達代表,另一方面通過秘密途徑尋求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既想在政治上解決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也想實現聯蘇抗日大背景下的國共政治合作。(32)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革命組織在中國國民黨提供的國民參政會的制度框架下,在抗日戰爭時期,進行了政治上的頻繁接觸和政治合作協商。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爭取中國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過去被分割開來的各革命政黨、組織及代表人物,拉近了政治距離,密切了政治關系,深化了政治合作,形成了一定的協商機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礎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中日益扎實可靠,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政治條件也在這個過程中漸趨成熟。
 
  三、淬火過程:協商建國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生成
 
  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中的領導地位,既非與生俱來,也非命中注定,而是在中國各革命階級和階層反對共同內外敵人的過程中歷史地形成的。因抗日救亡而凝聚起來的中國各個政黨,在抗日戰爭后期已經形成了一種政治合作與協商的機制。這個合作與協商的政治機制在當時還只是形成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條件,它所以不能順利在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政治體制中成為政黨制度,就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在政治理論上并不具備一個多黨合作的政治框架。中國國民黨雖然自從進入全面抗戰以后,就不得不接納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進入政治體系,但卻在政治理論上始終停留在一黨專政的主張上。抗戰前,國民黨政府頒布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規定:“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及不利于國民革命之主張者,處二等有期徒刑”,“凡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團體或集會者,其執行重要事務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解散其組織。”(33)抗戰后期,國民黨在政治上也仍然堅持“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34)國民黨在抗戰前及抗戰中都沒有提供一個能夠容納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制度框架。中國共產黨在抗戰過程中,不僅在政治實踐中邁出了走向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關鍵一步,在根據地政權的建設上實行“三三制”,將共產黨員在政權機構中的占比限制在三分之一,而把三分之二的比例讓給非共產黨員,(35)從而在體制上充分容納了合作與協商的成分,抗日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是“中國共產黨推行協商民主建設的萌芽與雛形”。(36)而且中國共產黨還在理論上提出了“聯合政府”,主張“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在廣泛的民主之基礎上”“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建設新中國”。(37)這就提供了一種將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容納于其中的政府框架。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及“聯合政府”主張,盡管在政府框架的設計及指導思想上更符合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需求,但是中國共產黨畢竟不是當時中國的執政黨,從而還不能直接確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新型政黨制度,而只能為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發展提供一種理想藍圖方面的指引。雖然不能為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提供制度性輪廓,卻也大大推進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深度,抬高了人們對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制度期望值。
 
  抗戰結束前,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的選擇。一種命運來自中國國民黨,這種選擇寫在了《中國之命運》中,在這個命運設計中,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并不在其中;另一種命運來自中國共產黨,這種選擇寫在了中國共產黨七大的大會文件中,聯合政府的主張提供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存在的政治框架,各個抗日的黨派進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一起建設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不二政治選擇。在國共和談基礎上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一次各抗日黨派與社會賢達為爭取和平民主而進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重要活動,在充分政治協商的基礎上,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一系列決議,既解決了中國和平民主的總方針,也提供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大致框架,并且也維持了中國國民黨在國府委員會中的半數優勢。(38)但當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框架與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訴求出現矛盾的時候,中國國民黨出于維護自身一黨專政的政治地位的目的,在美國對其進行了政治、經濟及軍事的支持下,就毫不猶豫地破壞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諸多草案,不惜將中國國民黨主持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體制棄之不顧,而專心致志地進行起了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之腐朽政治的所謂“戡亂”。(39)中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的軍事“圍剿”及其對多項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草案的公然違反,使自己在實踐中成為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阻撓者和破壞者。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果中國的革命力量不團結起來打倒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僅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政黨主體無從立足,而且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政治空間也無從開辟。
 
  各個革命的政黨在中國國民黨背棄了政協各項決議后,就分別走上了各自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道路,在各個戰線上進行著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但只要中國國民黨的軍事力量還保持著一定優勢,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政治條件就還不夠充分,還不能從理想變成現實。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終于挫敗了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進攻,在戰爭中轉入反攻并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就逐步具備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40)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軍事斗爭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成立新中國的各項準備已經在黨內漸次展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反蔣反帝斗爭中的優勢和領導地位逐步得到確立;另一方面,在非軍事領域,中國革命隊伍中的其他政黨及社會組織也在進行著反蔣反帝斗爭,并在實踐中有效瓦解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基礎,從而有力地配合了軍事領域的反蔣反帝斗爭,加速了國民黨政治軍事集團的潰敗。面對著代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帝反封建的各個政黨及政治組織分別進行著不妥協的革命斗爭,并以此在廣闊的領域里進行著靈犀相通的政治合作。因為具體政治主張方面的差異,各個反帝反封建的政黨并沒有在政治上團結起來,而是各自為政地進行著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雖然反蔣是共同的,但在反蔣成功之后的政治愿景上,中國共產黨和各個民主黨派還是存在明顯差距,民主黨派中還有不少人對西方政治制度心向往之,主張仿照英美,建立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41)而對馬克思主義是否適合中國還心存疑慮,勸中國共產黨把“一些過火的地方和所謂幼稚病都矯正過來”。(42)在這個情況之下,各個革命政黨及政治組織之間的合作只是一種基于共同政治敵人的合作斗爭,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制度卻還不僅明顯地缺少一個共同的愿景,而且也缺少一個作為愿景提供者的政治核心。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能夠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確立起來,首先要歸功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卓越領導人,他們是提供了作為新型政黨制度政治領導核心的重要政治力量。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中形成了正確的理論——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將中國人民的革命從一個勝利推向另一個勝利,直至在政治上推翻了內外敵人對中國的反動統治,獲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既為各革命階級、階層、政黨、組織的政治大聯合提供了政治條件,也為各革命政黨與組織間的合作與協商提供了堅實理論基礎和可靠制度輪廓。(43)中國共產黨在人民革命即將勝利之際的1948年4月底,就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正確地判斷和認識了非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及政治組織在民主革命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也正確地估計了他們在繼續推翻反動敵人和建設新中國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并在“五一”口號中面向國內各革命的政黨、組織及社會賢達提出了重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44)與中國國民黨試圖建立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治相反,中國共產黨在自己擁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優勢的情況下,仍然立足于建立容納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民主政權。這不僅是因為只有建立社會基礎廣泛深厚的民主政權,才能實現革命的政黨及組織、個人在政治上的大聯合,以最大限度地團結革命力量,來徹底地戰勝內外敵人;而且也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扎根于人民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只有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才能體現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由此而奠定。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能夠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確立起來,還要歸功于各革命的政黨及政治組織對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方向、目標及政治制度輪廓等的真誠贊同和大力擁護。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在“五一”口號中,號召重新召集各革命階級及社會賢達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個號召得到了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各個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的積極響應。(45)這種積極響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各個革命的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實現中國的民主自由等方面,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及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各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發現自己所選擇的反帝反封建道路無法走通,而又恰逢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他們就及時地調整革命策略,選擇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走一條通過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以“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道路。(46)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在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各革命階級、階層的領導者的前提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了建立各革命階級、階層聯合起來的人民民主政權的籌備工作,并通過協商建國,將自身參與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融為一體,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新型政黨制度”。(47)
 
  注釋:
  ①(13)(14)(38)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198、143-144、215-219、610頁。
  ②③④夏新華等:《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9、153、127-128頁。
  ⑤(20)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60、1360頁。
  ⑥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90-91頁。
  ⑦鄧麗蘭:《頂層設計的迷思——略論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強有力政府”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⑧郭德宏、劉晶芳:《中國共產黨的歷程》(第一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頁。
  ⑨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吳松等點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0頁。
  ⑩(11)林代昭、陳有和、王漢昌:《中國近現代政治制度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年,第51、68頁。
  (1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義和團》(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82頁。
  (15)轉引自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192頁。
  (16)袁繼成、李進修、吳德華主編:《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0頁。
  (17)徐茅:《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6-308頁。
  (18)(21)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6、196頁。
  (19)孫中山:《建國方略·自序》,《孫中山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6頁。
  (22)(41)(42)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95、696頁。
  (23)(24)李新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4、131-132頁。
  (25)(31)陳旭麓主編:《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322頁。
  (26)郭德宏、劉晶芳編:《中國共產黨的歷程》(第一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頁。
  (2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33-635頁。
  (28)(2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3、232頁。
  (30)李新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8頁。
  (32)周琪:《從國民黨“五全”大會到西安事變前國共的秘密接觸》,《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33)轉引自曾輝:《1927-1931年間中國青年黨與國民黨關系述略》,《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34)(3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70、930-931頁。
  (35)韓延龍、常兆儒編:《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5、28頁。
  (36)郇雷:《“三三制”民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雛形》,《科學社會主義》2017年第5期。
  (39)張憲文等:《中華民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8-143頁。
  (40)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頁。
  (43)齊衛平、童慶平:《政黨協商民主建國的奠基石——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60周年》,《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44)(46)寧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奠基石——紀念“五一”口號發布55周年》,《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45)羅振建:《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歷史啟示》,《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47)《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
 
    作者:張師偉

打印 』※ 收藏此頁 ※『 關閉
首 頁 民進概況 民進要聞 參政議政 宣傳思想 組織工作 社會服務 會內監督 會員風采 Top
版權所有 © 2005-2013 中國民主促進會安徽省委員會 未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
聯系電話:0551-62602960 管理員信箱:webmaster@ahmj.org.cn
三分快3计划